我最担心的是，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做的大多数事情还是在增加供给，没有增加需求的可能性。
这样既不利于增加民间投资，也不利于居民就业及经济成长。不过，在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深思，一是什么是产能过剩?是不是所谓的低端产能就是落后产能?二是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是什么?是民间投资还是政府过度管制与干预?这种产能过剩的调整是不是要挤出民间投资，如果是这样，其结果又如何?三是产能过剩是一个全国性概念还是一个区域性概念，如果仅是一个区域性概念，那么这种产能过剩又如何来界定?等等。
可以说，8月中旬以来的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尽管主题各不相同，但都贯穿了调结构这条主线。如果对这些问题不给出清楚的答案，遏制产能过剩所面对的问题会很多。但是，调结构不仅意味着市场新产业及新企业组织的出现，也意味着企业新的利润增长模式的转换。尽管这种变化央行解释为央行货币政策的微调，但是实际上是要改变上半年那种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变。还有，结构调整的重点还有银行信贷结构的调整。
当前要重点加强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等行业发展的指导。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并非是如何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而是政府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多少便利的条件，在金融对内外开放度低、金融市场严格管制的情况下，银行信贷融资结构如何能够顺利调整?总之，从当前政府政策取向及宏观经济形势来看，政府的宏观调控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微小的。危机爆发后，现在又是新的形势。
从双防（防通胀、防过热）到一保一控（保增长、控物价），再到全力保增长，形象说从4.8到8.2008年要保物价不超过4.8%，现在是全力保GDP增长到8%.现在整个政策的重点，实施的重点，包括媒体关注的重点，比较多的全放在短期上，比如说股市怎么样啊，比如说房价还涨不涨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就是全球市场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不同的阶段。这三大宏观上的表象笼罩了日本十几年，挥之不去。我们有多少这样的政策储备？改革：内部动力不足，形成了开放带动改革的趋向我长期在改革研究的领域工作，后来在这个领域守望、观察和思考，也有一些心得。
以往美国人在气候问题上始终是消极的，它就不签京都议定书，现在奥巴马一下子就转积极了，奥巴马要站在道德的高地上了，对全人类、对整个气候、可持续发展负责，不但负责，还要变成主要的主导者，甚至是领导者、带头者。克鲁格曼担忧世界经济同样陷入日本沉没的十年。
比如说危机爆发之前我们是双防：防通胀、防过热。原来提G2，现在是G3，奥巴马要推新能源战略，这三者是高度互补性的合作者，真正的战略设计能力在美国，部分技术和高精尖能力在日本，中国是一个广阔的市场。所谓的长周期理论，有康德耶拉夫周期等，它的主要论断是经济的高成长阶段往往和重大、新兴产业的出现有关联，和技术的突破、市场的突破相关联，它的孕育期有二三十年，成长和发展期也有二三十年，所以康德耶拉夫周期是以五十年来看待的。中国在危机前后，从宏观调控上，是一个急剧的转身。
9·11一下子推行了全球的反恐战略，将恐怖分子作为主要的敌人，奉行不得不帝国主义，大量的资源和力量用到这些目标上去了。负5的利率在现实中有两个办法实现，一个是银行零利率加财政贴息，谁借钱财政给补5%，但大面积的补贴利率根本做不到。还有一句话，这是二战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性危机。关于急救期，现在大家慢慢认为已经见底了，用克鲁格曼的话来说，已经将经济从重症监护室推出来了，现在人们讨论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复苏期究竟会是什么样，会有多长的时间，走势是V形、U形、W形还是L形呢？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增长已经是到7%了，大家认为下半年8%没有问题，因为去年的上半年我们平均12%的增长率，去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遇到危机之后，下半年总平均是9%的增长率。
可是这样的措施怎么来的？我们通常说政策储备，一个问题开始研究，动手、试验，到政策全面推出来，有时候往往需要十年的时间。改革开放将这个又拉下来，又东去了，我们变革最快的部分已经入海了，变革最慢的地方可能在壶口瀑布，弯还没有拐过来，但也是顺应潮流，这是我们三十年的一个历程。
肖耿博士有一篇文章说，为了应对危机，美、中、日应该高度合作，将汇率挂死，共同承担克服危机的成本，然后共享战胜危机走出去的红利和繁荣。美国现在债务也是越来越大了，但占GDP的80%多一点。
薄膜太阳能和绿色建筑，还有新能源汽车，储能技术，将这些东西组合到一块，变成了一个新的系统，有人测算过，这一块东西要发展起来，经过若干年后，有可能形成二三十万亿美元的大产业。可是，万一奥巴马厌倦了怎么办？彭定康的感觉还是蛮到位的。危机无疑已经改变了世界，也将深刻地改变中国。中国现在好像是应急、短期为重。用辜朝明的话来讲，形势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不是贸易决定资本、投资决定资本，而是资本市场自身的运转决定贸易的走向和投资的走向，决定贸易的结构和投资的结构。面对两个失衡，在这样一个临界的时间点上，我们前面的判断和后面的判断，有些地方是对的，但是并不全面。
第二个比喻，用走路来说，我们的改革开始是在危机的刺激下，政治上做了大的调整，开启了经济改革，但是一开始中国的改革是两条腿走路的，政治和经济。前不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先生到广州来，我作为嘉宾到场，问了他一个问题，你对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危机怎么看，美国是不是这样的危机？克鲁格曼是很诚实的学者，他表示同意，但是认为其中引用的一些资料还可以再研究。
可再生能源以风能为代表，风电、超导输变电，人们称之为智能电网或者是互动型电网，芯片和计算机跟着入户，使每一个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可以和电网中心互动，自主利用峰谷电价。国内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新能源，奥巴马团队中的朱棣文，是新能源的专家。
我们今年保8%的增长，大约平均4元钱贷款换得一元钱的经济增长。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让美元贬值。
后面的朱镕基打了很多硬仗，也解决很多问题，虽然这样走路很累，但是政策方向没有变，积小为大，成就了我们三十年让世人都感到惊讶的成果。到今年下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全年保8好像没有问题，还有人乐观地认为是9，甚至到10，是不是中国已经实现了V形反转了呢，全球如果是L形，中国是不是V形了？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看起来像是一点两线。辜朝明先生认为，从1929年美国的那一场危机就已经带有很强的资产负债表危机的特点了。
在输入型通胀占主导的情形下，为了社会稳定，给穷人发补贴，大学生加一点伙食费，这些都对，但为控制通胀而强行管制物价，使之压在一个人为设定的低水平下，其结果必然是强行扭曲市场结构，导致短缺与劣质，到头来还是管不住。现在日本政府成了发达国家里政府债务占GDP比例最大的国家，是180%，就是在这十几年危机当中逐渐积累起来的。
奥巴马到俄罗斯去能够这么说，他说你反对我这个反导系统，我在波兰搞你反对，别的国家你也反对，那么放在你这儿怎么样？谁能想到他这么提建议呢？还有一条线是美、中、日。我们通常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给出分析，而经济分析分为两层，一层是经济学，另一层是政治经济学。
到了后半期，内部动力不足，形成了开放带动改革的趋向。危机爆发之后有两句话现在成为了共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4月发表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美国经济到2010年年中可望开始复苏。第一点议论，不要在一条石路上绊倒两次，走过去摔一个跟头，回来又摔一个跟头，这就不聪明或者说不够聪明。这个范畴的创始者是日本野村证券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他是已故海基会会长辜振甫的侄子。这时，中央最高层开始研究政治和经济怎么配套，经济这条腿往前跨得太快了，后腿迈不出去，再跨就劈叉了，还能稳住吗？可惜随后我们遇到政治风波，这条腿没有迈出来。
第三个宏观经济现象，术语是流动性陷阱，翻译成普通话就是零利率———央行的贷款利率降到零，也没有人借钱。有学者建议，我们能不能将调结构、促民生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三年将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提高十个百分点，居民的消费占GDP的比重现在不到35%，就是一百元钱的GDP里只有35元钱是居民消费的，美国大概是71%-72%，日本大概在67%-68%，俄罗斯也在56%.我当然赞成这个想法，但是具体一想也觉得困难重重，为什么呢？我们分析一下。
另外，企业在创造新的产业、创造新的需求上没有动力，所以不会借钱。阴态下发生的危机与传统的阳态下发生的商业周期危机有非常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阴态下的这种资产负债表危机，企业微观主体的行为发生了转变。
辜朝明先生认为这个危机的实质是资产负债表危机，在这样的危机下，传统的资本主义二三百年以来的传统的经典的商业周期危机发生了变化。去年30万亿的GDP，十个点就是3万亿，在今后三年如果提十个点，就是今后三年每年在消费的正常增长下，还要额外的增长一万多个亿的居民消费额，才能够在三年之后将这个比重提上去。
